AG8九游会2020年以后，演员章宇不再使用社交媒体，他的个人生活从公众视野里消失，多少有些神秘。有的剧组开机、杀青，通过新闻，观众得知，章宇还在做一个演员。比如田壮壮的《鸟鸣嘤嘤》，娄烨的《三个字》。还有的这两年上映了，比如张艺谋的《狙击手》（2022），他演一个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神枪手，撑起了整场电影；另一些电影更小众，作者性更强。

　　2023年下半年以来，章宇主演的电影一下子有三部上院线，分别是去年拍的《鹦鹉杀》，五年前拍的《沉默笔录》，2022-2023年之交拍的《敦煌英雄》。

　　采访章宇是在9月份，他骑着摩托车来一个贵州都匀老乡开的咖啡馆，因为该园区不让进摩托，他想和对方掰扯道理，没成功，还是把摩托停在一堆共享单车边上，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牛仔服，一手抱着头盔，边上楼边说，对方不占理。他头发剃得极短。

　　骑摩托车时只能盯着前路，除了路况和车况什么也不想，走神就是拿生命开玩笑。这是骑行最爽的地方。

　　以前没钱，章宇最想买一辆摩托车，一辆稍微好点儿的摩托车；等买得起了，竟然没那个欲望了，拖到今年，他猛然意识到，再不骑可能就老了，老了就不敢骑了，赶紧买。现在他找到机会就骑摩托车。

　　采访中他几次说起自己“苍白”——其背后的意思可能包括：表达欲减弱了，感受力下降了，对酒精的依赖更严重了。

　　拍导演曹盾的《敦煌英雄》要骑马，“可能沉睡的、迟钝的、淡忘的某种欲望给激起来了。”

　　那是章宇第一次演古装动作戏，每天在沙尘暴里，眼睛睁不开还要打。“差点儿没把我拍死，太累了。”他说。动作片不像艺术片，镜头可以盯着他，给他留有时间；动作要很快，镜头也很快，“你得珍惜非常短的给到你的那一点点空间。”在电光火石之间给出一点情绪、一点复杂的东西，他花了点时间去适应。“精神上得很敏锐。”

　　以前也没骑过那么大的马。他提前练了一个月，前面是路，身下是马，只有这两件，其他都忘掉，太爽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放松，不能僵硬，又不能松懈，要找到身体跟马的适配度，跟它合成一体。”

　　采访完过了正好一个月，在平遥国际影展，凭借《沉默笔录》，章宇拿了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12月1日，《沉默笔录》上映。

　　章宇演的是1990年代一个镇联防队的队长李立忠，劲儿劲儿的，有聪明相，当了大半辈子村干部的爹不明不白死了，他想查爹是怎么死的，然后发现爹不是好人。爹的老友一直帮衬他，结果他发现，这个人也不是好人AG8九游会。

　　《沉默笔录》的导演郝飞环是新人，2017年入围扶持青年导演的“青葱计划”第二届五强，“青葱计划”理事长王红卫看过章宇前作，觉得他可以演好“中国小城镇里特别真实的人”，把他介绍给郝飞环。

　　2018年以前，章宇演戏都得靠自己去试，去争取。2018年夏天《我不是药神》爆火，他演的黄毛，一共几句台词，但极出彩。章宇有了选择权。王红卫担心，这可能会提高他选戏的门槛。他还是选了《沉默笔录》。影片2018年10月开机，郝飞环27岁，章宇35岁，他在电影里一出现，就充满青年人才有的锐气和锋利。

　　“李立忠是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不断被磨平棱角。当发现真相中的不堪都在指向他自己时，最后他只能接受，也只能选择沉默。”在《沉默笔录》首映礼上，章宇这样说。在这真相和不堪面前，章宇贡献了两场精彩的哭戏：第一场，立过功受过嘉奖的父亲竟然死于与商人勾结、利益分配不均，而他想要钱是为了儿子的前途；第二场，带给自己痛苦和荣耀的父亲，可能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章宇的表演沉郁、克制，尤其第二场呜咽含在喉咙，欲哭无泪，至此，青年人的锐气全无。

　　接拍《东北虎》也是在《我不是药神》之后，章宇和导演耿军见面，俩人都说自己不太聪明，一个多月后，章宇加入这部电影，演一个白天在工地开挖掘机、晚上在中学当宿管的中年人徐东。

　　大家都说，章宇的眼神、性格，看着就是年轻人，这是说他干净、纯粹。之前演那么些戏，他都演年轻人。徐东这次他演了自己的同龄人，深陷中年危机，是个挑战。妻子怀孕，徐东把家里的狗送出去，狗被债务缠身的落魄建筑商马千里杀了，“徐东在追马千里的债，但谁在追徐东的债，你看出来了吗？”章宇问。

　　“即将要降临的孩子是来跟他讨债的，那是深层焦虑。他的生活是他那条狗，狗被吃了，就是他奔放的生活被吃掉了。这人物非常丰富。”章宇自己回答。

　　成名后章宇拍的、观众能看到的，《风平浪静》（2020）《东北虎》（2021）《鹦鹉杀》，都不是主流商业片，豆瓣评分不高不低，票房也没有大卖。从结果上看，他不喜欢做安全的选择。这些结果也不影响章宇谈论这些角色的热情。

　　《鹦鹉杀》的导演麻赢心接受《智族GQ》采访时说，章宇不会掩饰自己对一件事很在乎、花了很大力气，对于一句台词，他会想很久，反复讨论，会说出自己琢磨的整个过程。麻赢心还说，“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不表现得很努力，最后失败了就不会显得很丢人。但勇敢的人应该像章宇那样。不承认自己的努力是一种不诚实。”

　　《鹦鹉杀》里章宇演林致光，通过网恋骗走了高知女性几十万元钱，最后反而爱上了自己骗过的人，自投罗网。华语电影里以前没有这样的角色。“即便以前有类似的，也没有花这样的篇幅去展开书写他。所以剧本很吸引我，这个人物很难得很难得，电影也很难得，这是我觉得的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才愿意去演。我演的时候不能让他的多义性坍缩。”

　　片方宣传突出杀猪盘、女性反杀、复仇这些关键词。电影气质不是这样。电影里，林致光穿件普通的白T恤，戴眼镜，礼貌得体，神秘性感。那是章宇赋予角色的魅力。“他一直在警惕、算计，在步步为营的博弈中，在亦真亦假的、暧昧的、模棱两可的人物关系中，偶尔某一瞬间人物失神、失控，反而尤其动人。”章宇对他的人物看得很深。

　　故事和表演的重点在关系的流动，在情感的传递，在人的复杂性，不落俗套的点还包括没有强行给林致光编织一段令其行为合理化的前史。

　　章宇的一个朋友看完电影，摘了一段话送给林致光——“你出生时没人剪断你的脐带，没人用水洗你的身体，用盐擦净、用布包裹你。没有人可怜你、同情你，为你做以上的事。你生下来便遭人厌恶，被扔在野外。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在血泊中挣扎，面对血泊中的你说，活下去。”

　　章宇掏出手机，念了这段话。“说得我蛮伤感的。”他觉得《鹦鹉杀》是一部体面的电影。

　　采访这天，章宇边吃贵州的烧豆腐，边和老板讲都匀话，非常放松。而他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比较凛冽，似乎主动和外界做了切割的动作。

　　那确实。“慢慢淡出公众的视线以后，私生活的开口又大了，慢慢又比之前舒服很多。”

　　《我不是药神》之后没几个月，章宇主演的《无名之辈》上映，同样的好口碑。大量关注扑过来，太过猛烈，他背不住，甚至惶恐。他喜欢把能量放在作品、角色里，角色挡在他面前。但当镜头对准他，让他演自己，太难了。

　　当然，为了工作，该出来还是得出来。首映礼跑厅，一天十多个，这算是现在的行业规矩。观众友善地调侃，他眼睛睁大，脸红，发笑，挠头。到现在他甚至依然不接受视频采访。如果要参加综艺，他说，可能大部分素材得剪掉，不然“影响不好”。多年前一次介于真人秀和纪录片之间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受不了，随时随地都在拍。”章宇说。

　　但那趟行程逼出了他几件作品。比如即兴戏剧《小厉与晓章》，从构思到完成一共两天，章宇拿出两首互不相干的诗，和行为艺术家厉槟源以此对话，他们穿上异服，在泥里跳舞。那次碰撞，现在回忆起来，厉槟源依然觉得充满生命力、创造性。以这次共同创作为基础，他们识别彼此为同类，惺惺相惜，成为那种有对方家钥匙、可以睡一张床的好朋友。章宇拍《东北虎》的时候，厉槟源去探班，在一片结冰的野湖上创作了《进程》，在零下20℃的天气里，四肢绑着红砖横穿湖面。

　　章宇和厉槟源待在一块儿，总能“非常快速地碰出一个东西来”。他们在日常的情境里拍一些陌生化的东西，没有目的性，也许以后会变成作品，也许不会。他们做一些有行为艺术AG8九游会、话剧元素的实验性创作。他们想过在家摆一个摄像机，但太麻烦了，不了了之。有一些想法被他们在手机上记下来，几个字，但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做那种陈旧的东西，要破坏性的生怼。我们要做的是啥也不是，不被归类，然后互相抵消。大家做展或者做一个东西，想要把它做成经典，留名，我们要的是消亡，而不是存在。”厉槟源说。

　　拍《鹦鹉杀》时厉槟源也去探班，顺便客串。在剧组章宇还认识了同样来客串的阿茂。在化妆间，章宇和阿茂一见如故。阿茂是个十足影迷，没认识章宇时就喜欢他的戏。而章宇买过五条人的唱片。

　　“可以感觉到这家伙，怎么说呢，是臭味相投的那种。”乐队排练前，阿茂在电话采访里提起章宇，亲切地用“这家伙”指代。来《鹦鹉杀》阿茂本来只待两天，在章宇的盛情邀请下，又多留一天，吃饭喝酒，成为交心的朋友。

　　阿茂之后才了解，章宇以前演过话剧、独立电影、实验短片，也搞行为艺术，“他这家伙，我觉得最好的是，这些全部都是他的养分。《药神》他一下子火以后，是站得住脚跟的。这家伙已经非常稳了、通透了。”他们都喜欢罗伊·安德森，尤其是《寒枝雀静》，都喜欢黑泽明，还有好多，一下子想不起来。

　　“对我来说，他首先是艺术家，接着才是明星。这一点我和他一样。”阿茂哈哈大笑。

　　今年平遥影展期间，电影宫的门厅计划办一些派对，其中一个主题是“记忆·清醒”。大家记得章宇喜欢写诗，邀请他去读诗。章宇说，一个人上去念诗就算了，但如果和阿茂合作，把诗变成歌，他非常感兴趣。章宇拿出一首叫《仙人掌》的诗。

　　阿茂和章宇通电话，也说有兴趣。两三个小时阿茂就写了个曲，发给章宇，章宇特别激动，说一定要搞。等都到了平遥，两个人花了俩小时排练。在现场表演前，章宇突然说，这首歌献给一位去世6年的朋友。

　　“那个歌还很粗糙。最主要是意境，最后一句，‘捕鱿鱼的船绕开了他’，是有一点点孤独感。”阿茂说。

　　▲章宇 （左） 在平遥国际影展“记忆·清醒”派对和阿茂演出 图/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章宇看漫画，高中开始接触称得上文学的东西，到北京没戏拍那几年，对书、电影食欲很强、食量很大。“因为没事干，又觉得不能荒废时间，就想用知识文化武装自己。又想证明自己，同时又觉得自己还不够，就每天大量看。就想赶紧吃完、赶紧长肉。”

　　看得最凶的时候，一天五部，就是瘾，跟喝酒一样：一杯停不下来，还会倒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直到实在看不动。回想起来，那时候恰恰没什么酒瘾——那天采访快要结束时，阿茂要带着仁科去找章宇喝酒，章宇一口答应。

　　骑马、骑摩托，能让章宇专注，聚焦，把别的事抛开；喝酒也能让人忘却一些事，但不一样，是自我满足，往体内注入液体以后达到某种小死，跟性高潮本质很像。每次喝酒，章宇会让一起喝酒的人签上名字、日期，作为记录。他还攒了很多酒瓶，好看，舍不得扔，想来想去，割开做成杯子蛮好。他做了各种啤酒杯、威士忌杯，底下钻个眼还能当花盆，用来替换爸妈家里装多肉的丑盆。

　　现在生活对章宇非常非常重要——以前急于逃离的生活。“那时候每天都梦想着去更大的地方。我在都匀，想着要去贵阳。在贵阳，想要去重庆、北京。”简单地说——2023年的章宇回忆，在贵州话剧团那样一个安逸的环境里，比起戏剧、创作，大家有更重要的事思考。在小地方人很容易冒尖，他想要的是，有更多和他想一样事的人相互激励、鼓舞，他想在这样的土壤里，慢慢向比他厉害的人看齐。

　　2008年，章宇26岁，来到北京。在北京，首先要确保活下去，然后才是工作、理想。他干了很多杂活，面了很多剧组，10年以后，他闯出来了。

　　“现在就特别不喜欢在北京待。”两个戏中间，他得休息两周，至少一周。比起北京，老家待着更舒服，也更好吃。在老家，章宇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一个他很满意的小露台。装修完剩很多木材。厉槟源去找他玩，出主意，根据玻璃板的尺寸，做一张桌子，两个人弄了三天，每天起来量、锯、拿钉子咚咚咚，完全不碰手机。做完把玻璃一放，严丝合缝卡在桌面上，两个人兴奋到跳起来。

　　朋友开车，他们扎进贵州的山水里。朋友们带着娃，章宇带着酒。他听八卦，了解他缺席的这些年朋友有什么逸闻趣事。

　　时不时有朋友找他要“to签”，他都是写“吃好睡好玩好”，这就是41岁的章宇能想出的最好的祝福了。

　　有几年，章宇在微博上发自己写的诗，或者其他小东西，“可能是一些废话，一些巧思，一些抖机灵，或者说是一些及时发现的幽默。”

　　这种速写像是文字相册，是“一下子扔出去，最有生命力”的。他视之为对电影创作的补足。电影创作是漫长的，构思弄剧本、找钱、把人凑齐、拍摄、剪辑、过审、定档、上片，付出的心血被观众看到，电影才算真正完成，但这绝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本身创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自媒体时代，让比如写作这个事儿，反馈立竿见影。非常碎片地输出，思考也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反省，甚至发出去还受到很多赞、好评，容易让人上瘾。”

　　但他现在不生产这样“当时写下可能就留下来，过了劲儿就没有了”的东西了。他戒掉了立竿见影的反馈。同时，私底下，他写东西的频率大大下降，他反思，自己好像变迟钝了，尤其这两年，好像也不想对自己说话了。就像一潭水，出口被封住后，水不再流动了，也不会再想着进水。

　　以前触觉是伸出去的——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地铁里打电话的人说晚上吃什么，情侣聊天，一个问另一个你真这么想吗？“听不到他们的来龙去脉，只能听到跟你擦身而过的只言片语，但是你的听觉是持续的，从那个里面能听出一首诗来。”

　　有的碎片他记在当时的诺基亚手机上。那几年，他刻意跟自己较劲，一进剧组，只用非智能机，强迫自己更专注。他还想，用录音笔录下不同人不同情绪的话，可以剪辑成一个诗歌的声音作品，但那得碰运气。那时候脑子里每天想这些。

　　伴随着表达欲减退的，是感受力的下降，有时候他刻意让自己别去感受。“现在根本就，你ⅩⅩ爱说啥说啥，”他大笑。章宇没喝酒，说到兴起，像是喝过酒。

　　他部分归结于自己的懒惰。“没倒腾啥，我这两年就靠酒了。”他曾经把人和酒的关系比作夫妻，可以互相对话，谁也别征服谁。但现在，他感觉完全被酒压制。“看看我还能不能掰回来。”

　　厉槟源和章宇讨论过表达欲变弱的问题。“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生活，整个环境，包括疫情，可能对人确实……会有一些力不从心，他更加复杂一点。我说，不用着急，这就是一个缓冲期，是过渡，肯定还会再找回来的。”厉槟源说。在当下，公共领域对人的道德要求变高，开玩笑都容易冒犯。还有一些更大、更无法掌控的力量。厉槟源见证过章宇因为不得不面临选择而痛苦的时候：如何保持创作者的独立性，什么事情需要妥协，甚至考虑要不要转而搞艺术。沮丧或迷失时，他们互相鼓励，“对，没问题，我们都还在做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

　　章宇不像大多数接受采访的名人。他绝不板正，开很多玩笑，嘲人，也自嘲：不为经济发愁后，生活越来越苍白。最普通的威士忌得三百块，能买多少本书？这一盒烟，他指着桌上的烟盒，可能能买两本书了。以自己为反面形象，他又说，那么多文化人是可以一边盘古董一边看书的。他促狭地笑。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章宇解释，“你是用你的身体在写作，演员不就是干这个事？那个时候是在写作，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有一点价值。”

　　“本职的工作倒是一直没有含糊过，没有糊弄过，从来没有。”章宇简单总结自己的这几年。

　　在厉槟源眼里，章宇这些年一直生活朴素，对物质没有太多欲望，不断反思自己。“就是从他做电影的初衷，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这是一直没有变的，他是追求最艺术的那一部分。”“没有很明确表达，但是我能感觉，我们都对自己有些要求，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多创造一些留得住的作品出来，其他别无所有，非常简单。”

　　职业范畴内，章宇也在走出舒适区。今年他演了一部电视剧，“我也在把这个口子再撕开一点，尽力去调整自己。”

　　因为拍这部剧，一大遗憾是，他拒绝了徐浩峰电影里的反一号，一个五十岁往上、功夫厉害的民国镖头。如果要接，他得在演剧的同时从零开始进行传统武术训练。他相当喜欢徐浩峰，但只能忍痛割爱。他想弥补遗憾，问徐浩峰：您的《花袜勇者》什么时候能拍电影？里面的男主角他太想演了，再老点儿他可能就演不了了。

　　徐浩峰说（章宇模仿徐浩峰的声调，此时变得更低沉、温厚）：“你可以演，真要拍那个年代的故事，壮爷比我合适。我来做武指，你去请壮爷，如果他同意AG8九游会，马上可以弄。”

　　多么梦幻的组合，他想。章宇第一次求人：他找了个小院子，摆了一桌，开口请田壮壮读一读那篇小说。

　　今年夏天，梁朝伟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章宇为之流泪。采访结束后章宇主动提起这个事，表达他的开心。厉槟源也讲起。“他有表达过，梁朝伟其实对他来说是最初做电影的一个梦想，他就想像梁先生那样，所以看到梁先生得奖的时候，他非常激动。”章宇跟厉槟源说，李安的授奖词比奖杯还要有分量。李安在颁奖词的结尾说，“他启发我们的梦想，我多希望我能把他的好一一表达，但一切言语也无法表达。”

　　这两年，很多和电影相关以及电影之外的现象，让章宇困惑。“也可能是我的无病，但是其实有时候会有点不知道走向。”比如，他私人观影的兴趣以及繁荣的电影市场，不是那么匹配；又比如，电影是为观众拍的，创作者一定在乎反馈，希望片子抵达它属于的观众，但这个通路好像并不顺畅，有的电影陷入与电影无关的争议，被误解，有的他看得挺乐的电影受到冷遇，还有的他想看的电影没有排片。

　　这几年，章宇拍戏一直没怎么停。去年拍《鹦鹉杀》，疫情闹得正凶，外面在封控，他们在小岛上天天搞艺术，回忆起来，那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不只是《鹦鹉杀》，拍电影本身就很理想主义。“你不用想别的世俗的问题，你家水管是不是漏了。大家哪怕收工了闲聊，或者复盘今天的事儿，或者在期许明天，就干一件事，特别好，这是拍电影一个有瘾的地方。”

　　日常生活中，看到好的、值得讨论的电影，他会打电话给朋友，一聊一两个小时。他的社交圈很窄，但有几个互相信任的朋友，一块聊这些事。比如，今年夏天他看了《奥本海默》，太嗨了，太嗨了，他连连说，看人家拍这电影，再想想自己，都干的啥？